王二不二

　　如果有一帮知识分子，每人扛着八百斤重的“人文主义思想”，吭哧吭哧地对我说：“兄弟，我们是来解放你的。”我会作揖曰：“大爷，您还是先把石头卸下来，先解放您自个儿吧。”关于“人的解放”的那些檄文宣言，哪里比得上王小波关于“猪的解放”的一篇小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算不上什么文学杰作，但假如把它收进中学语文课本，其效力真的强过八百吨檄文宣言。

　　王小波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论战”苍山如海残阳如血的尸骨堆上站起来的，他并没有参与这类煞有介事的论战，那些搔首弄姿的文人志士，对他来说只是一团又一团的迷雾和幽灵。很多人连篇累牍写下的不过是一堆“知识分子”的身份证、奖状和质检报告，而王小波那些文章，却足以构成一部公民社会的基础读本。王小波就像一只特立独行的豪猪，一路挣脱，冲破那些对公民社会常识或者说人类普世价值穷凶极恶的围剿。

　　我曾将王小波称作“理想的知识分子”，但现在我更愿意把他看作“理想的人”。他和那个自以为特殊自以为权威的知识分子群体是不搭界的。当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过度泛滥，似乎有必要放低身段了：你首先是一个人，其次是一个公民，然后才是一个知识分子。

　　“公民社会”这个词在媒体中开始流行，而崔卫平等学者也适逢其时地把波兰学者米奇尼克的书《通往公民社会》翻译出版，另外一个词也应运而生：公共知识分子。说好听点，公共知识分子这个词是对知识分子在公民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双倍肯定，说不好听点，“公共”二字完全是知识分子给自己头上戴的高帽，独占的制高点，好像唯恐大众看不到他。在知识分子被丑化矮化为臭老九的中国，知识分子特别容易矫枉过正地过分强调自己的权威，从而导致傲慢与褊狭，最终不单远离公民，甚至连自己身上的人味儿都没了。

　　说到这，势必要提及“无知者无畏”的王朔。王朔意气淋漓，王小波理性缜密。当然王小波与王朔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王朔纵情怒骂现状时，有时会不知不觉将往昔“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当做某种标准；而王小波在触及青春这一记忆矿藏时要挖得更深，更疯狂。

　　他最不屑的是所谓“知青文学”，他骂过张抗抗《赤彤丹朱》那种出身优越感。王小波说，有一次要参加一个文学座谈会，很担心碰见像张抗抗这样被他骂过的作家，“我在想会不会让人当头泼一盆冷水。”他毫不掩饰对那部小说的厌恶，“这是我们这一代里头素质比较差的。”王朔最近也议论过“大院文化”，很牛的一通神侃，但是朔爷以及姜文等，他们的“大院青春”还是稍嫌过于牛气烘烘了。

　　偶然翻读云南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王小波全集》，意外地在第十卷也即末卷中看见一个短短的未竟残篇《最灿烂的阳光》，才发现，原来王小波竟然也想写一个主人公同样名为“马小军”的“文革”残酷青春故事，王小波写道：“《阳光灿烂的日子》歌颂了它的灿烂，但是不全面。我还想谈谈这片阳光的最灿烂之处。因此必须有两个马小军，前一个在阳光下浑浑噩噩，过得很幸福；后一个在阳光下头脑清楚地承受着痛苦。浑浑噩噩的人因此有福，头脑清楚的人因此而倒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长脑子是多余的。灿烂的含义就在于此。”如今电视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异常火爆，姜文也拍了《阳光灿烂的日子》续篇，然而王小波的《最灿烂的阳光》刚刚开了一个头……

　　这灿烂并不只指向往昔，王小波的作品更是通往未来的一把钥匙。这钥匙在窗台，在最灿烂的阳光下，不要吸毒，而对青春，对往昔的美化，是最难戒的毒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