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言论的自由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新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

　　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能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竟敢失语了呢？

　　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您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

　　几乎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唾沫艰难地表态。很少人有勇气说：我没看法。

　　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用福柯的话概括，就是——话语即权力。

　　这话没错，沉默往往代表了无知、怯懦、罪恶的共谋，因此，要说话，要大声说话，这些不够，还要“争夺话语权”，人人都是麦霸，似乎声音小了一点，就放弃了权利。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

　　社交网络滋生的自恋情结，是癌症一样的绝症，只有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我该说点儿什么”的焦虑感，发生在每次事件与新闻之后。尤其是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得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标书混乱的诘问，赢得辩论的诀窍如同大专辩论会，重在表演性。

　　曾经人们只是反目，现在是全民“撕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能言善道的鲁迅也这样说。他是也感到言论的艰难了吗？

　　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

　　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因为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而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看名人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忏悔、承认错误，每一个表情都被截图、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诚，甚至做成表情包经久流传。在幸灾乐祸之后，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这才是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

　　捍卫不必言论的自由，才不会被迫地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