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我的作家生涯从“借”开始

　　小时候，我的作文成绩不错，老师不止一次地给过我“5+”的分数。我的主要诀窍是尽量写得好玩点。比如老师出了个作文题“一次谈话”，一般的同学写的都是家长和自己谈了一次话，批评或是鼓励了自己……我独出心裁地写了一个中国小朋友同非洲小黑人打了一次电话的谈话。老师着实夸奖了我。但我至今想起来还脸红。两国语言不通，他们如何交谈？再有对方那样贫困，到哪去找电话？

　　“文化大革命”时，学校的图书馆被封了。图书管理员定了一条规矩：谁要想借书，可以，但是还书时必须交一篇批判该书的稿子。好借好交，再借不难。现在想起来，大约是浩繁的图书都要她重新整理，她力不从心，想借助一下学生的力量。刚开始加入这个行列的人挺多，但一两次之后，就寥寥无几了。倒不是不想读书，而是条件太苛刻了。

　　刚开始大家都去借书，但不久就只剩下我一个了。我借了一大摞书回去，大家都抢着看，稿子却要我独自写。这还好说，关键是有些人看得很慢，我要还书了，她那儿还没看完呢，我知道读到半截被人把书夺走的滋味不好受，所以不论她看得有多慢，我都不忍心催。倒是那人比我想得开，主动把书还了我，说，后面的我也没空看了，烦你给我讲一讲好了。于是我又充当了“说书人”的角色。给一个人讲，全宿舍的其他人也听，她们以后索性不亲自看了，专等着听我讲。在1967、1968年那些纷乱的晚上，在北京市中心一座静谧的高楼里，一群少女围着我，听我给她们也给我自己讲美丽的故事……据我的一位现已成了美籍华人的同学回忆，我那时给大家讲过雨果的《笑面人》，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狄更斯的《双城记》……

　　讲完故事之后，剩下的就是我的苦活了。说它苦，不仅是因为我要在别人玩的时候，独自写字，更是因为我本是十分喜欢那些名著的，现在却要昧了心批判，说什么好呢？不写吧，就和这些名著彻底绝缘。思来想去，我对这些文学祖师爷的在天之魂祷告说：大师们，我批判你们，不是真心的。只是为了更好地读你们的书。你们别生气啊！

　　即使不背这个思想包袱，我仍是没法写。因为实在想不出哪些好拿来批判。图书馆的人又十分叫真，每份批判稿交上去，她都要仔细过目，蒙不过去。后来我发明了一个批判稿写法，就是写醒目的批判提纲，比如说，在以下部分里作者露骨地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然后就大段地摘抄原著。字一定要写得工整。交稿的时候我忐忑不安，没想到管理员直夸奖我认真，原来她是只数字数不看内容的。

　　我要感谢那位图书管理员，她使我大量地摘抄名著，而且源源不断地供给我珍贵的精神食粮，这在那个时代很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