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心电图

　　我这辈子怕的事比不怕的多。怕打针，怕进理发店，怕牙医的椅子，最怕的却是考试。

　　爸爸那时天天被罚做苦力，被罚在人前念经一样念：“我有罪，我该死。”但在家里却还做他的老子，他把在人前收起的威风尊严在我面前抖出来了。

　　“给我算这些题！”

　　我说：“啊？”

　　“考你啊，一元一次方程式都搞不清，你还有脸做学生！”

　　我脑子里跑飞机一样轰轰的，看着一纸习题。爸爸将卷子端到脸前，立刻抄起一支笔在上面通天贯地打了个大“×”。劲儿之足，像是左右开弓给它两个大耳光。

　　“你给我当心点，别以为在学校混混，就完了，下回我还要像今天这样考你的！”

　　也许就怕他那个“下回”，我就此在无考试的年代怕透了考试。1977年，国家恢复了高考。我偷偷准备功课，想考电影学院或戏剧学院。干吗“偷偷”呢？主要是瞒着爸爸。若考得太臭，爸爸虽不至于再在我的考卷上“扇耳光”，至少在心目中会把对我的希望两笔画掉。

　　我是偷偷写作、偷偷发表了作品得了奖的。我一直是偷偷的，我怕作品及不上他的希望。他大致知道我在干什么，大致知道我在文学界混得还有点眉目。因为他有一天突然说：“凭你的作品，为什么不去考考学校？比如考考编剧系、文学系什么的？”

　　“我？我不考。”见他眼一鼓，像憋住一口话，我抢先说，“有什么考头？哪个作家是考出来的？”

　　爸爸鼓起的眼平息下去，研究了一会儿我的理论，说：“你想得这么开，就真别去考了。”

　　我真的就没去考。人或多或少有些忧郁症。对许多东西有道理没道理的恐惧是我的忧郁症。我不能想象考试前没完没了机械地背这背那，走进考场听监考人宣布不允许这不允许那。再就是考完后的等待，在那种等待中，人还会有胃口、有睡眠吗？最怕最怕的自然仍是爸爸的反应。

　　我不去考，也就考不败，爸爸不顺心的一辈子，就仍存在一个希望。

　　而在美国是躲不过考试的。托福、GRE、“资格考”，你还没从这考场的椅子上起来，那场考试又把你压下去。美国孬的好的大学都是机械化，只认得考卷上的数码，不认天才成就。我想取巧，便跟学校负责录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我想和系主任谈一次话！”

　　“你的文件中缺两份考试结果！”

　　“我可以跟系主任约个时间吗？”

　　“当然可以，等你两个考分出来之后！”

　　“不，我想尽快跟他谈！”

　　“好极了，那你尽快参加两项考试！”

　　我只得去考。考前一周我心里老出现《葬礼进行曲》。在这首进行曲当中，我想到爸爸那蹉跎的一生。还想到万一考不好，我的奖学金就会落空，房钱饭钱以及继续读语言学校的钱都从哪儿来？有人偏在这时告诉我：“头科考不好，以后考会更难！”终于坐在考场上时，我忽然感到将衬衫扎在裤腰里是个错误，极不舒适；而清早大吃一顿也是不明智的，中间会去上厕所。睡眠不足，使整个考试过程成了一场噩梦。考试中有个女生昏倒了，好在不是我。

　　我知道我考得一塌糊涂。

　　就在考完的当天晚上，电话铃响了，却是爸爸。“你明天要考试啦！好好考，别怕！你一向怕考试，真是莫名其妙！考试有什么怕头？”他嘻嘻哈哈地·唆道。

　　爸爸记错了日子。幸亏他记错，不然要真在考前接他这么个电话，昏在考场上的八成是我了。真想对他喊：“爸爸你干什么？嫌压力没压得我自杀？”不过他电话打晚了，现在我是任剐任割，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好好考！”爸爸在大洋那头看不见我发绿的脸。“再说，考得好坏有什么关系？没关系！放心去考！所有学校都不要你，爸爸要你啊！”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一股辛酸滚热的泪水直冲我的两只眼而去。